“其实,司法实务部门现在对性侵案受害者的证言部分,采取相对宽松的态度。”樊星说,被性侵儿童只要在不受成人影响下,“大概描述事发经过,或者不一定会说得很准确,但可能会演示几个动作等,再结合其他证据,就可以推定是否发生性侵”。
李莹所在的中心,公益提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。有一个孩子自述被老师性侵,“在朋友鼓励下报警,并向我们求助,我们很重视给她提供法律援助,但她又放弃了”。她认为,不少儿童不敢、不愿说出来,与熟人圈子存在的权力控制关系、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偏见、传统观念、可得到的社会支持等也有关。她了解到一些性侵案,受害者不止一位,“但她们有很多担心,不敢站出来”。
《2021年福建新高考方案出炉:"3+1+2"模式 考3天》童小军对此有细致研究。她说,对性侵儿童的制度建设包含在儿童保护大框架内,“不是说针对性侵有什么制度建设,针对虐童有什么制度建设,而是一个整体建设”。对儿童保护,要强调国家责任,“家庭和社会有责任没错,但国家兜底”。




